一、要当记者，先说责任：
    讲这个题目前，我先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新闻史上再也抹不掉的故事。1980年一个青年作者向《吉林日报》投稿，这篇稿刊登在2月9日的报纸上。题为《钱被大风刮跑以后》，获得当年度的全国好新闻奖(中国新闻奖前身)。大意是说作者(我)在长春大街上骑车，不小心撞上一个老人，把他手里的一叠人民币撞落在地，又被风刮跑，街上四处抢钱，老人失声大呼时，群众又陆续把钱送了回来，原来是帮他拾钱，再一数，又多出一张，原来是一位中年妇女把自己的一张钱也混了进去，人群中发出一阵笑声。这是一篇很精致的稿子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原因、结果，现场感都有，当时大家也觉得好，社会反响也好，所以得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最高奖——好新闻奖。但是事后被人揭发是一条假新闻，很快又被撤销奖项，这就成了中国新闻奖评奖史上唯一的案例。这引发我们一个思考，如果稿中事实没有错呢?不就没有事了吗?什么都好，就差这一点，真与假交汇处的这一点，真理多迈了一步就是荒谬，就一票否决，全盘皆输。我相信作者也是在做着成名、得奖的梦，他的奖牌已经到手，但随即又破碎了。表面上看是稿件的真假，实质却是一个记者的责任，对事实负责，对读者、社会也是对自己的名誉负责，这是新闻工作的最大的个性，也是它的前提和支柱。
    凡社会上的工作可以相对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个体性劳动(不是指个体劳动者)，即劳动者工作目的重在个人的成就，更多考虑的是对自己负责。
    另一类是社会性劳动，即劳动者的工作目的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社会服务性，追求社会效果和社会成就感。是为他人谋福利，先天下之忧，更多考虑的是对社会负责。
    我们发现，两类工作最大区别是社会责任感的不同。个体性劳动，主要在追求自身的成功；社会性劳动，则在追求对社会的贡献，甚至是牺牲。他在求成功之前首先要奉献，要讲责任，尽责的彻底程度决定了他的成就和名声的大小、威信的高低。就像高风险有高回报一样，敢于担大责的人才会有大成就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，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，而是因为有大师。每个有大作为的人不是他的本事大，首先是他的责任心大，社会给他提供的舞台大。记者和政治家同处于一种社会性劳动的大舞台，尽职尽责，活跃于其上的人要珍惜这个舞台。中国历史上有个宋徽宗，放着皇帝这个社会性劳动的最大舞台不好好干，去搞个体性劳动的书法、绘画，他主持编了4本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《宣和画谱》、《宣和书谱》、《宣和博古图》和《宣和风筝谱》。还有个李后主不好好治国却善写词，结果却成了亡国之君。明代有个熹宗皇帝，不好好理政，却迷上做木工。做好的首饰盒，让太监拿到市场上去卖。他们当然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业，成不了秦皇汉武。记者被称为“无冕之王”，有    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社会性劳动大舞台，我们不要学宋徽宗，丢了大责任，去搞小作为。
    20世纪30年代，老诗人鲁黎曾有一首诗：“老是把自己比作明珠，总有怕被埋没的痛苦，把自己比作泥土吧，让别人把你踩成一条路。”记者也是这样：“把自己比作一个太阳，总觉得还不够亮。把自己当作月亮吧，要发光，先用双手托起一个太阳。”一个老记者，一生不知写了多少典型，捧起多少个太阳，然后他自己才可能得到一点光亮。就像一个政治家，他的思想和行动不知为多少人带来幸福，他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。在我的记者生涯中，也已记不清借媒体挖掘表彰了多少个人物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成名作《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》，稿中新闻人物由农民破格被录为国家干部，任当地科委副主任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这篇稿也获当年度中国新闻奖。由这个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获赵树理文学奖。干我们这一行就是为隐者立传，为无名者传名。